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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典雅的欲望:夏星作品浅议

2006-11-21 11:49:57 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作者:尹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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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小东曾画过一幅名为《都市猎手》的油画(1992年,布面,油彩),画中人为夏星,他伴着猎枪,带着狗。夏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刘小东的油画作品中。夏星生活在都市中,这个都市正在法理化、秩序化,整个社会处在现代主义运动之中。

  最初注意夏星是由于他身边有个女孩,很耀眼,总在中央美术学院出出进进。不久,在1985年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中国美术馆)上,又看到了他以这个漂亮女孩为模特的画作。按古人的说法,这叫“命犯桃花”。

  刘小东在另一幅以夏星和他的女友为模特的画作《情侣》(1991年,布面,油彩)里,把夏星画得像狼一样。或许是刘小东的“心中之狼”借了夏星的外貌,在情爱的关系中游移,构图奇险,富于调侃。

  我出于好奇,想借刘小东的那只“心中之狼”的一双锐目看一看画家夏星及其作品。
  
  一、 性情中人

  夏星绘画的主题是女人。这些女人生活在想象和现实的世界里。这些女人是裸体的、敞开的。是对古典文人的艳情的隐喻。他用西方古典写实油画的方法来表达中国古代文人的私密而又诗意的情怀。

  《快乐东厢》(1996年,油画)是个最好的例子。《快乐东厢》来自对中国古代著名戏剧《西厢记》的想象,这个想象是通过晚明时期陈老莲为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所作的插图作品实现的。张生和崔莺莺自由恋爱的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夏星的《快乐东厢》的背景画着陈老莲的版画插图,画中只有红娘,不见了崔莺莺。按作者的解释,崔莺莺已经从画中走出来,正与今世的作者自己幽会。而作者在给“崔莺莺”刺字。刺字表示拥有。

  夏星对女人的态度常常表现出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性视角。他注视女人的目光带着体热,伴随着对以往中国文人艳遇的回味。他生活在自己的完整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的男人差不多只有他自己。

  最典型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作品是《入月合欢》(三联画,1995,油画),作者以自画像的形式处在三联画的中心。在作者的两边分别躺着姿态各异的女性。作者正把一张红桃老K撕开,分发给两个女性。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在许多作品中贯穿,强化了艺术家的权力和意志。作者有着相当明显的自恋倾向。他的世界是主观的、渐变的、虚静的,所有的绘画背景都是室内舞台剧式的,没有灿烂的阳光和明朗的天空。即便绘有风景的画面也显得相当封闭。作者有意排斥外光所带来的现实感和真实性。

  二、 青梅、苹果与“桃花”

  在夏星的绝大多数作品中, 往往表现出对政治主题的回避。作品多出现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不明确的女人、男人、小孩和狗。狗的形象出现较多,如《南门等雨》、《春童骂天》、《童山仙配》、《西门无事》、《没心没肺》、《隔夜青梅》中的狗是人伴;而在《生熟饕餮》和《更年男女》中,狗是被虐待和残杀(剥而待吃)的对象。用狗来反衬人的问题。

  青梅作为一种性的象征在《隔夜青梅》中赫然出现,它在这幅作品中具有特殊意义。在画中的青花瓷瓶上描绘了食用青梅的秘密方法,暗示了这幅绘画的寓意。男性身边的处女是泡制青梅的特殊工具。洁净的领口与红玉坠的关系象征着女阴和青梅的关系。这幅作品来源于一个近代关于男性养生的传奇故事,一个必定招致当代女性主义激烈批判的故事。夏星的男性中心主义在这幅画中隐隐地流动。青梅可以象征未成年女性。唐代诗人李白在其《长干行》里写道:“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而白狗成了这一事件的“旁观者”。

  苹果是另一个性的象征。在夏星的作品《心花烂漫》中,苹果是被男人吃过的(一如被《圣经》里的亚当吃过),这是相当西方化的古典暗示。关于苹果类似暗示也见于《寻找苹果》一画中。两个戴着天使翅膀的天真男孩儿正在寻找“苹果”——应该是一个没被“吃过”的“苹果”。没被吃过的苹果代表一种精神上的纯洁。在熟睡的裸女身旁是四个已经被吃过的苹果,似乎在暗示在此之前性爱的完成,而后至的“天使”承担了性爱结果的见证人的功能。

  桃花在夏星的画作中并未出现过。是我个人在一意孤行地说夏星“命犯桃花”。在中国的古代文化的隐喻中,桃花是代表美艳而风流的女性的。所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中国唐代的著名诗句)中国民间把男人和女人有染说成“命犯桃花”或“桃色事件”。桃花与革命无关。与革命有关的是梅花(冬天)、桂花(夏天)和杜鹃花(又叫“映山红”和“金达莱”)。

  有意思的是夏星的祖父夏同光在文革前曾为清朝著名戏剧家孔尚任的剧本《桃花扇》作过插图。这个故事涉及民族、爱情、文人和妓女。桃花代表着一个不仅有文采同时有民族气节的妓女(这个清代妓女很像法国作家莫伯桑Guy De Maupassant笔下的妓女羊脂球“Ball-of-Fat”)。在革命时代,民族气节受到高度的重视。《桃花扇》在1949年后被改编成舞台剧和电影,在大众当中广为流传。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才情妓女总是和文人有关联的。

  那个画过“桃花扇”的夏星的祖父夏同光与“一年四季都穿旗袍”的“夏太太”平时爱吃北京的“水蜜桃”。1996年美术史教授邵大箴在其《想起了夏同光》一文中的第一句就是:“每当北京水蜜桃上市的季节,我就想起了夏同光。如果他还活着,今年该87岁了。”而后又说:“记得刚搬进新居的头一年夏天,夏先生常常提着一网兜的大水蜜桃回家,对我们赞不绝口地说北京桃如何鲜美。”

  我不知道夏星是否会用中国传统方式看待这些并不直接的“关联”。他会不会把鲁迅的诗句“运交华盖欲何求”改成“运交桃花欲何求”呢?

  三、 通权达变:回避政治的讽喻

  《坐北朝南》(1993,油画)是夏星少有的政治题材绘画。在这幅绘画中出现了毛泽东形象。他在画上特别注明“客串政治题材”,表示他自己并不是一个专业政治画家。
1968年,夏星的祖父夏同光因不能忍受“反革命”罪名和屈辱在家中上吊自杀,不久他的母亲史美英又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五花大绑抓入牢狱”(夏星语,见自述《春去秋来》,2002年12月)。后来他的母亲患上精神分裂症。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家同时出了两个“反革命”。后来夏星说:“在我整理她的材料时,我被一张当时的女艺术家们的照片所感动;在这张照片和照片上的‘在团旗下面永远前进’的一行小字中,我感到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当我体会到这些因素时,我便理解了母亲不善通权达变地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而积虑成疾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原因了。”(同上)

  牋牋牋 所谓“通权达变”是一种政治能力。在历史传说中,中国公元3世纪的政治家诸葛亮好像具有类似的能力。诸葛亮既可以做到“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又可以做到“联吴抗曹”的优势。在《坐北朝南》一画中,下有“三分天下”的字样。这不能不认为此类影响来自夏星儿时熟读的《三国演义》。

  牋牋牋 在夏星的另一幅作品《青春计谋》(1997,油画)中,再次显示了《三国演义》的精神影响力,在以画家刘小东喻红为模特的青年男女各自向对方伸出一只写有“火”字(就如三国时代诸葛亮和周瑜一样)的手掌来。实际上,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手中的“火”不仅烧掉了曹操的强大的战船,也终结了另一个手中同样写有“火”字的周瑜的生命。“青春计谋”也可以理解为“爱情计谋”或“两性计谋”。他的含义没有确指。在古代文学的隐喻里,男女关系常常是权力关系或政治关系。

  牋牋牋 《三国演义》是政治小说,时时渗透着以刘备为正统的政治理念。三个国家、三分天下、三个异姓弟兄。最令我想不通的是,三个英雄(刘备、关羽、张飞)在“桃园”结拜为江湖兄弟(在历史上被称作“桃园结义”),这件事是不是也算一个“桃色事件”呢?!在我看来,实际上,“桃园”也许象征着“青春”,而“结义”即是十足的“政治计谋”。我们也可以把“桃园结义”理解成“青春计谋”。
  
  四、 狼与文人

  夏星的绘画是典雅的,是用我们熟悉的古典写实手法画成的。他主观上否定了自印象派以来的绘画传统和现实表现力。被外光着意强调的时间性在这里给抹煞了。那些最能体现具体时间的道具都被尽可能地清除掉。绘画性的主观表述正在大幅度地占领摄影性的客观叙述。非当代性或反当代性的理念到处渗透。对他来说、对于抽象的男性世界来说,他的那些女性形象并不是活在具体空间的现时个体,而是亘古不变的历史象征。这个历史象征是由绘画性的典雅和古老的男性欲望共同生成的。

  我重新翻看刘小东的两幅关于夏星的画作——《都市猎手》和《情侣》。《情侣》中的夏星的确被刘小东画得像狼一样,这个狼其实是“都市之狼”,一个生活在现代化节奏中的反现代化的男性主义梦想者。他梦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那个规模化地生产传统文人的科举制度已于1905年在中国终结。夏星是失去了传统社会背景的自我想象的“文人”,就如一匹失去了草原的狼。这个狼正受到现代化的追杀、民主化的追杀、信息化的追杀、全球化的追杀,还有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追杀。

  一个披着狼皮的“文人”还在自己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做着春梦。

  2002年12月17日星期二

  于北京南湖渠书室

  (尹吉男,艺术批评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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